20世纪末的中国人正频频回眸世纪初，在历史的氛雾中，际会那通常被称作“清末民初”的年代。
那年代和那年代演出的人生故事为什么能逾越悠悠百年，显示出对后世的独特吸引力？
当是时，外患日逼，内乱频仍，时局险恶，政局板荡，或激昂高亢或惨痛悲怆的救国呼号与“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慨叹声此起彼伏。当是时，一幕幕壮剧、悲剧、喜剧、闹剧次第上演，领略过历史诗意的人们又充分品尝了历史的荒唐。
诸多历史事件背后，跃动着一代人的愿望和探求、选择和困惑、夤缘时会的兴奋和英雄失路的悲凉、乍惊乍喜的歌哭和风雨无常的哀叹、遭际不凡的生涯和偏激执拗的性格，也有翻云覆雨、招摇煽惑的本领和欺世盗名、舞智弄巧的伎俩。
政治大变局关联着文化大变局。那年代的人——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主张——无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动中。那年代著名人物对时代变动的体认在一个世纪间不断被后人征引：“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梁启超）“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归……”（王国维）
以时间为载体的历史具有一次性和不可更改性。当人们承认历史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当人们意识到“清末民初”在中国历史行进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便对那年代人在特殊时代境遇中作出的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产生探究兴趣。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界对清末民初或许有代表性的几位人物颇为关注，并由此探讨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而进入90年代之后，探讨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恍然大悟了：中国其实没有过那么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多的只是文人（literate）。当然，这一“悟”与其他许多悟一样，也是参照西方理论界的界定。
在古代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极度轻视使“文人”成为仅与武人相对应的凡几一切受过教育者的代名词。负载着世代相传的情怀与抱负，领受着地久天长的沧桑感和聚散荣衰之感。漫漫几千年间，中国文人重复着相似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叠摞起来。历史是由文人记录书写的，而中国文人向来就活在历史中，他们心中始终有古人在，他们永远需要从古人那里寻求精神支撑。当我们注意到中国诗文中的“典”起着怎样独特的作用——它消融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间隔，昭示着古今世界的相似性——我们会感到每一代、每一个文人都无例外地自觉置身于茫茫历史长流中。沧海桑田、朝代更迭，而中国文人所观照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于是他们自身也不必改变。如果我们去考察历代文人的性格、心态和行为规范，我们当然可以力图做过细的分辨，以区别唐时怎样、宋时怎样、明时怎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遭遇了不同时代，相距百年、千年的中国文人，对于仕与隐的选择，对于通与穷的感受，对于忠奸之辨、义利之别的体认，其实只有很微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别。
直至进入19、20世纪相交的年代之前，中国文人都仍然可以借助“古已有之”的范例和经验，去应对时势与安排人生。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以“文”为唯一学问的传统并未因时代的转换而消泯，实业不发达的现实尚能继续容忍知识结构的偏枯，中国文人仍然试图以古人提供的经验来解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世变，然而，他们已经难以从前辈那里直接获得理解现实变动的途径。
生逢大变动的时代，是幸事，抑或是不幸事？抑或兼而是之？而无论如何，这一代人的人生浮沉与情感经历都已成为中国文人文化经验的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的文人中产生了一批才能卓荦的人物，他们每个人身后都留下了长长的故事。
那是允许选择、鼓励选择的年代。那年代不但活跃着正气冲冲、神采灼灼的煊赫人物，也颇出了一些好立异论、行止乖悖的奇人。
近些年来，在中国，从事人文工作的人们很喜欢“选择”这个词。选择，体现着人在历史行进中可能持有的主动性。作为社会转型和信仰转捩时期的“清末民初”已经成为过去，但它向后来的中国文人昭示着对“人”和“文”作出不同解释与不同选择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永远都会存在。同时，选择又总是有限度的，至少，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谁也难免被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所困扰。
清末民初比较出色的文人中，有的倍享时名，有的在身后的岁月获得过骤涨骤落的评价，也有的由于种种原因几乎被湮没和遗忘了。他们各自的探索斐然有所成，也留下了相当多的遗憾。那是历史与文学的过渡时代，“新”尚未当真新得起来，而“旧”也已经难以旧出水平。集结在“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曲革命”旗下的人们并未获得与其“革命”旗帜相适应的生命感受方式和语言传达方式，从“旧风格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到“须从旧锦翻新样”（马君武：《寄南社同人》），他们的革新始终处于比较浅的层次上，无可回避地暴露着艺术情感的粗糙、艺术形态的粗粝和艺术构思的粗率。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形式都已经熟烂到这种程度：仅以它的形式本身便几乎足以能够销熔一切可能超越古人的努力。处于中国古典文学长链尾部的末代文人已经感受到熟烂的形式对个人才情的挤压。对于从事学术活动的文人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位或富有开拓性或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人物，他们各自的成就极有伸展的可能，但时代没给他们提供尽展长才的时间和空间，他们从古人那里承继下来的经验与刚刚摭拾到的西方思想也不足以从容充分地完成他们为自己设定的课题。从自身拥有的才华说，清末民初这一代文人本可以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清末民初文人丛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首辑10本为《陈三立》、《黄人》、《刘师培》、《八指头陀》、《释演音》、《沈曾植》、《吴梅》、《林纾》、《吕碧城》、《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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